颐和园“捉虫人”(3)

植保班最年轻的沈峰割舍不下景致。万寿山上树木繁多，山体被团团围住，但在千峰彩翠附近有一处空隙，被沈峰称作“最佳观景点”。近能看到水波环绕的南湖岛，远能望到几乎大半海淀区的区貌，如果能看见广播电视塔，说明当天天气还不错。每天作业结束后，沈峰会短暂地站在这里，闻着松柏的清香，让风吹散全身的汗气。他觉得这儿“每天都很美”。

植保班的职工们都认为，干这行，要会跟植物对话，读懂树的语言。有的树衰弱的预兆是不再开花，有的衰弱前则会疯狂开花。

当时其实也有出国深造的机会，但王爽发现很多研究成果都只局限在实验室，例如生物防治在学术上讨论了很多年，但生产上并没有广泛应用。很多一线的生产工作者虽然能发现问题、便于接触研究材料，但缺乏相应渠道以及高精尖的科研仪器，并不能发挥优势。王爽想成为研究和生产间的桥梁。

王爽觉得在城市中做植物保护是件困难事儿，“城市园林是更脆弱的生态系统”。热辐射、尾气排放、全球化等人类活动会影响动植物的习性，防治措施反过来也可能影响人类生活体验。由于气候变化、人类活动频繁等原因，之前只在南方出现的松材线虫病近年也逐渐突破温度限制，成为北方的松林潜在的威胁。

植保班会在发现树木的求救信号后使出浑身解数，和害虫“斗智斗勇”。身上有两条黑色条纹的双条杉天牛喜欢藏在柏树的树干里，为了引诱它们出来，职工会在树旁放置新鲜的柏木段释放气味。如果这招行不通，就释放肿腿蜂，让它们也钻进树中、寄生到天牛幼虫身体里。

从选择植物保护专业开始，王爽就知道这是件久久为功的事儿，很多害虫生长周期长、一年无法见到所有的虫态，“我们这个工作坚持一年、两年是很难出成果的，是要10年、20年、30年甚至更长。”读博士和来颐和园对于王爽来说就像是球传到眼前，“正好轮到我接了”。

一只虫子想要在颐和园里藏身太过简单：这里光乔木和灌木就有6万多株，山上的树连着山下的、门里的树连着门外的，阳光很难从叶子的缝隙漏到地上。相比慈禧太后，虫子是这片领地更早的统治者。

随天气而动的方法也是老职工们传下来的。风大防控效果差，他们会在日落前后、风最小的时候打；风的方向也有讲究，北风打山南，南风打山北。他们从家出门就穿着工作服，天气直接决定他们上班要从哪个门进：如果风大，就要从西边看看西堤的柳树有没有倒伏；如果碰上雨雪天气，就要从东门到长廊、仁寿殿这些主要景区，看植物的病害传染情况。

在公园，职工流动速度很慢，大多数人一干就是一辈子。植保班里年纪最小的沈峰27岁，2017年入职，他对这里的感觉是“更像上学而不是上班”，同事们“很佛系”“没什么心机”。他也曾想过再考个“更好点”的公务员，但待着待着就“不想动了”。

在颐和园，王爽开始适应把科学素养翻译成生产上的指标，“这里追求速度大于精度。”相比于具体的统计数据，他们更常用加号的多少代表虫情的紧急程度，以游客的舒适度和接受程度为主进行综合评判。三个加号就是三天内要解决，四个加号则代表当天尽快解决。不到成灾的程度，都会允许害虫的存在。

王爽把颐和园看作是各种文化交汇碰撞的地方。她常常站在西门的桥上往团城湖望。团城湖是北京的水源地，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终点，为了保护水质，四周都被比人还高的栏杆围起来，西门是唯一没有栏杆的地方。

在这些老职工眼中，最重要的事儿是“不能给人挑出毛病”。干得久了，清洗沾了油的玻璃时从哪个方向冲水、哪个方向擦干都有讲究。他们对工具的熟悉程度就像身体的一部分，机器上掉一根螺丝钉都知道在哪里找到，擦机器的棉丝黑了也不舍得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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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保班的人们并非对虫子“恨之入骨”，经秀勇总用“捣乱”“闹脾气”形容虫子，“每个虫子都有可爱的地方”，比如公园里常见的“吊死鬼”槐尺蠖，前后有足，中间是空的，爬行时总要把身体拱起来，“有点像玉带桥”。

“颐和园有自己的时钟”，王爽和同事的日常工作不会有剧烈的革新或变化，“我们的工作就是保留它原来的样子。树的寿命比人长，你只能短暂地陪伴他们一段时间，然后年轻的同志继续接替我们。”颐和园有1600多棵古树，有时盯着根深叶茂的古树，王爽就会生出一种敬畏，感觉自己没有秘密。

文章来源：《植物保护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zwbhxbzz.cn/zonghexinwen/2022/0531/887.html